近十多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人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城市寵物的飼養數量也增長迅速，許多城市居民已經將寵物視為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伙伴，隨著寵物數量的增長，種類的增多，寵物所帶來的問題也逐漸增多，寵物給城市帶來的利與弊逐漸顯現，歸根結底需要進行寵物管理。

一、從公民角度，城市養寵居民安全防御意識以及公共場所的公共素養意識不夠全面。首先公民不能很好的認識如何安全養寵,不僅僅針對他人也針對自己。寵物和人的共患疾病有很多，不僅僅是狂犬病。在馴養寵物的同時，是否可以及時給寵物打防犬疫苗并給寵物做定期檢查。據杭州市疾控中心統計，2017年2、3月，杭州犬傷門診就診人次，均超過九千。就診人群中不僅包括被他人寵物咬傷者，也包括了寵物主自己被傷事件。其次，在公共場合，如公園，居民區，寵物主在攜帶寵物時，是否做到了實時及時規范寵物言行。從現階段報道來看，存在部分的寵物主過分溺愛寵物不能對寵物做到及時管理，有效約束。

二、從政府角度，政府相關法律文件不夠健全，沒有建立有效的執行力度，缺乏有效的社區基層的協管方案。我國是一個依法治國的國家，始終執行依法治國方略。盡管我國大多數城市建立了一些寵物管理文件，如《上海市養犬管理條例》、《杭州市限制養犬規定》等，但是上述這些條例規定的執行力度有待商榷，內容有待完善。同時城市寵物管理的范圍不應僅限于犬類，隨著寵物品種的多樣化，寵物的范圍逐漸寬泛，如何在法律文件中體現，使其適應現有情況。出現寵物與人的沖突事件時，責任劃分如何細化，做到權責分明。寵物來源途徑是否應該嚴加管理,寵物商店注冊與規范化等。與歐洲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相關法律文件，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很大差距。寵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家庭乃至社區的一份子，社區居委會是否可以對區內寵物的數量有所調查并適當的進行教育宣傳。而不是出現了寵物沖突事件時只做事后的調節工作。寵物管理的規范與普查需要進入到基層，進行深入的考察，其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怎樣平衡。

三、從社會角度，當前社會寵物公益組織以及各式各樣的寵物收容所也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呼吁保護動物，杜絕拋棄，給流浪動物尋找歸宿的同時，是否可以增加收養寵物人員的養寵宣傳教育。網絡發達的時代，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媒體對于城市寵物管理是否可以給予公正的報道，而不是輕易倒向利益方或是情感弱勢方，如何發揮網絡力量引導公民文明養寵，規范養寵，是亟待解決的問題。